文 / 陈为  正和岛副总裁、总编辑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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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身上，很有些“一根筋”的劲儿。

张艺谋片里的“秋菊”颠沛流离，执着一念，只为讨要一个“说法”。

陕西作家们也都有不同寻常的“写法”。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每天熬到深夜，早晨从别人的中午开始，3部6卷100多万字的煌煌巨著，每天握着圆珠笔在稿纸上笔耕不辍，直写到手指露出白骨；陈忠实写《白鹿原》，只身跑到乡下祖屋，每天抽着劣质烟，额头上沟壑纵横，历时4年，把稿子交出去的时候，给对方说，“我把命交给你们了”；贾平凹早年想靠文学翻身，孤身独屋，清晨一声“开写”，就运指如飞，草纸翻飞，一直写到天昏地暗……

孙皓晖写《大秦帝国》更是厉害。从1993年开始动笔，到2008年敲下500多万字的最后一个句号，前后历经15年。他辞去高校教职，多年磨一剑，青丝变白发，只为一个心愿：让大秦明月朗照后世，为中华文明正源。

任正非与《大秦帝国》

2009年，根据孙皓晖小说改编的长篇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正式开播，好评如潮。此后，第二部《纵横》、第三部《崛起》分别于2013年、2017年上映。10多年过去，在众多剧迷的期盼与呼唤中，传闻这个系列的第四部《天下》终于要在近日揭开面纱了。

这一次，翘首以待的万众中一定也会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身影——任正非。

任正非曾数次向华为人推荐这部电视剧。2017年，通过顾问田涛，任正非专门把孙皓晖请到深圳，给华为高管做了一场题为《大秦帝国对现代企业的历史启示》的重磅讲座。

华为总部，任正非与孙皓晖谈笑风生

而在2013年，任正非在新年献词《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中就曾提出，如果我们能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下一个倒下的就不会是华为”；如果我们发散了“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下一个倒下的也许可能就是华为”。

这个“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是什么意思？来自何处？任正非为何如此看重这个表述与理念？

去年翻看《商君书》我才发现，这句话正是源于商鞅的思想言论集《商君书》。

这本书里有两处明确谈到“利出一孔”的宗旨。《农战》篇里有言“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出也，则作壹”。这里的“空”是“孔”的通假字，一空就是一孔，意思是民众看到赏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个途径发出，便会专务农战，不作他想。《靳令》篇里则有更直接的表述，“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利出一孔”出于商鞅。而《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主要讲的就是秦孝公和商鞅锐意改革、变法图强的故事，其中也专门有编撰《商君书》的情节。 

商鞅其人其书

那么，影响任正非的商鞅是何许人也？

商鞅，本名公孙殃，战国时卫国人。后来因为领兵大破魏军，“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这里的“於”是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一带，“商”就在我的故乡陕西商洛市。这个“商”东靠河南的南阳、三门峡，《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里有秦相张仪以“商於600里地”欺楚的故事，指的就是这一片地区。“商”南接湖北十堰，历史上著名的“朝秦暮楚”之地，就在我老家山阳县的漫川关。

“科以人重科益重”，商地有商君，却不善打这张王牌。惭愧的是，我近年才开始关注到商鞅这个人，而商洛去年更发生过举办马拉松赛事却在奖牌上把商鞅名字写错的奇闻。

《史记》里专有“商君列传”一章。说商鞅少有奇才，本在魏相公叔痤门下。公叔痤临终向魏王举荐商鞅，可惜魏王没眼光，没有用他。正好秦孝公发求贤令，便去了秦国。见到孝公，起初商鞅说之以帝道、王道、霸道，孝公都打瞌睡，没兴趣。后来商鞅说起“强国之术”，孝公一下子激灵起来，两人“语数日不厌”，决意变法求新。

要变法，就要打破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坛坛罐罐，历来都是极难的事。商鞅变法也是如此，甘龙、杜挚一派一开始就极力阻挠反对，幸好孝公意志坚决，一意力挺。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法这一段，是《大秦帝国》里演绎得最为精彩曲折、摄人魂魄的段落之一。历史真相或许正如其中所示，没有孝公和商鞅之间的高度互信，没有两人一意的奋发图强、视死如归，变法都不得成功。

变法之始，先是徙木立信，让令行于民。后来太子犯了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持把太子傅、孝公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把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依照法律，一意孤行。

把拦路的“老虎”打掉之后，便是整治军队，提升军力。以军功爵位为赏，严刑峻法为罚，把百姓的力与利都置于“耕战”之一孔。效果也是明显的，秦在当时尚是小国，民众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改革之后，没有人情与潜规则，完全按斩首的敌人人头来计军功。于是，“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成为真正的虎狼之师。

除了军爵制度，商鞅也对整个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核心是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推行郡县制。

效果立竿见影，“居3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到了第10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但商鞅得罪的人多，却不晓得自我保护，也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孝公临终，曾想传位给他，商鞅坚辞不受。秦惠公继位，群起而攻，最后被诬告谋反，遭车裂而死。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的代表作，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其中内容并非都是商鞅所著，而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述汇编。现在流传的版本，共有26篇，涵盖其变法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

对于商鞅与《商君书》，历来众说纷纭，争议颇多。

文人言多鄙薄。司马迁评价商鞅“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苏轼作《商鞅论》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而政治家却对其多有称道，嬴政时的秦相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斤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毛泽东中学时读到《史记》里的商鞅故事，曾心潮澎湃，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前些年，朱镕基看话剧《商鞅》，到车裂一节时，也曾泪洒当场。

《商君书》亦然。文化学者鲍鹏山一直激烈地批判这本书，称它是恶之花，是“秦王朝专制政治的黑暗心脏”；国学研究专家杨鹏则称其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必备的教科书，是读懂中国历史与人性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在我看来，商鞅及法家残暴酷烈的一面，“弱民”、“愚民”、“削民”的一面，“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面，无疑应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其制度理性的一面，极富进取心与务实精神的一面，特别是顺应人性满足人性的一面，却是值得认真学习借鉴的。

秦国后来能在大争之世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商鞅变法堪称强国起点。其后，秦国军力、国力的大幅跃升，由此发端。商鞅是依法治国的早期倡议者与实践者，堪称秦律与秦制的总设计师。

吴晓波研究中国历代经济制度变革，发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开始于公元前360年的商鞅变法，可称是“中华帝国坯胎初成的时刻”。

庄周梦蝶，孔子梦周公，“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对周朝心驰神往。但在柳宗元看来，商、周之所以不变法，不废诸侯，是不得已，是有私心，因为依靠这些人才革了前朝的命，将来还要依靠他们出力保卫自己的子孙。而秦朝废除分封诸侯，推行郡县制度，是最大的公，以天下为公，是从秦朝开始的。他在《封建论》中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史家千帆过眼，论人断事自有定见，不为俗世物议所摇夺。尽管商鞅所代表的法家一直背负恶名负评，学界中人其实一直对法家现代性的一面不乏挖掘与表彰。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说：“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有客观精到的评论。他称法家思想“虽然它站在人性为恶的立场，可是也认为人类仍可以集体为善。这种信条与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特莱澈克的理论，极为接近。也因为它的‘现代’色彩，中国法家有时令西方读者倾折。他们的法制观念不为传统习惯、古代特权、流行的道德观念、家人亲疏，或甚至恻隐之心所左右。”张宏杰在《简读中国史》中也称，在各国的变法中，商鞅变法是最成功的、最彻底的，“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让人感觉振奋”。

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君书》中，商人与商业是需要打压抑制的对象，这是落后的。但书中也体现了明确的产权意识、所有权观念，这却是先进的。

《商君书-定分》篇中说了一个故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一兔傍地走，百人竞追逐。满市卖兔者，却无一人顾。

何以然？所有权是否明晰所致也。 

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天才善于从一切事物中汲取成长养料。

拨开迷雾，任正非这个商界独狼又从商鞅身上看到了、学到了什么有用之处？

有人注意到，商鞅的核心是“农战”思想，而任正非的话语体系也经常围绕“农”与“战”展开。如果统计一下任正非的高频词，土豆、养猪、种地、庄稼、磨豆腐、打粮食、土壤肥力，都是他经常提及的词汇，他当年准备卖掉华为时，也预备用拿到的钱去并购洛阳的拖拉机厂。军事用语在任正非的演讲中更是迭出不穷，红军、蓝军、将军、士兵、队伍、战壕、炮火、冲锋、攻城、碉堡、指挥部、上甘岭……
 

但这其实只是表面的巧合。从商鞅身上，任正非汲取到的真正精华便是“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价值导向。“力出一孔”是战略方向的聚焦，“利出一孔”是赏罚制度的保障。而这背后，则是对人心与人性的深刻洞察与激发。

商鞅的“力出一孔” 就是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座农场和军营。任正非的“力出一孔”则是整个组织只在一亩地里打粮食，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

中美贸易战战火燃到华为身上以后，任正非密集接受了一系列中外媒体采访，他多次提及，“一个人如果专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华为能走到今天，原因无它，就是因为“一根筋，一条路”，几十年来只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发力，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持续压强投入。

这就是“力出一孔”。

而“利出一孔”，对于商鞅而言，就是从人性出发，以名利（军爵赏禄）来刺激秦人的饥饿感，满足其饥饿感。《商君书-算地》篇中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奠基其上的商鞅变法以此充分地激活了个体，造就了强大的国家。但其后国家对个体的过度榨取，却又造成了个体价值与创造力的泯灭，最终摧毁了整个系统。

任正非是人性大师。他一直有效防范着组织的腐化与贪婪，却又成功地通过“饥饿感”让十几万员工保持着火热的激情、欲望与奋斗精神，保持着激扬的战斗力与创造力。

这方面，任正非有很多别具一格的精彩表述，在传统的认知里，它们几乎是惊世骇俗的。任正非说，跑到最前面的人，就要给他“二两大烟土”；他为华为重点人才团队拟定的口号是：升官发财，请来战略预备队；他说，什么是企图心？就是让基层员工有对奖金的渴望、对股票的渴望、对晋级的渴望、对成功的渴望。他鼓励公司研发人员的家人，多到奢侈品商店去买包。而在华为创立初期，他就经常为员工描绘一幅美妙的场景：你们以后一定要买三室一厅或四室一厅的房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阳台，而且阳台一定要大一点，因为我们华为将来会分很多钱。钱多了装麻袋里面，塞在床底下容易返潮，要拿出来晒晒太阳，这就需要一个大一点的阳台……

正是在这个角度，学者杨鹏说，“即便到今天，一个没有名利意识的人，一个不自觉进行名利制度安排的人，当不了好的管理者。管理者，首先要能迅速洞悉人性深层的永恒的名利冲动，明白唯有满足这种基础性的名利冲动，才能调动出持续的积极性，将个人的追名逐利的动力与组织利益的发展高度统一起来”。这几乎就是对任正非的描摹与解读。

杨又说，“真实的完整的人性理论，是能理解人性的多层性和丰富性的。真正厉害的人，是上层动机总控，同时多层动机、多层动能统一起来的人。厉害的国家，是上层动机总控，同时多层动机、多层动能统一起来的国家。”

《大秦帝国》以商鞅变法为起点，描画了秦国几代雄主能臣以东出为念，以天下为志，苦心竭虑，奋发图强的故事，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的创业史，也是几代人持续接力的奋斗史。商鞅的理想是高蹈的，在人性的层面，却是务实的。商鞅变法的成功，本质源于对人性之河的顺从。

在任正非看来，商鞅变法方向正确，却依然有缺陷。他曾评价，“商鞅变法的路子是对的，可惜太激进，变革不能太激进，会人为增加变革的成本。”

他更为欣赏与敬重的是邓小平。4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能让一个大国洗涤旧染，脱胎巨变，本质上正源于邓公对人性的释放、满足与呼唤。当时，在纷飞的教条和迷信之中，邓致力于解开人们身上的束缚，让人民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所以身后他被亲切地称为“伟大的俗人”。当十几亿人在饥饿、压抑与创伤中抬起头，生发出对富足与美好的热望，鼓动起对财富与力量的竞逐，那是何等澎湃壮阔的巨流！

往事越千年，大道相通。从商鞅到邓小平，成功的变法与改革，无不是唤醒、激发与满足人们对于财富、声望、权力与价值感、成就感的渴望，无不是对人性的发现、解放与引导。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司马迁就有一段精辟独到的评论，“《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意思就是说，虽然老子这些前人谆谆告诫人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希望大家闭目塞听，清心寡欲，但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是喜欢听好听的，看好看的，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贪图享受，追求威风，这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啊。你就是挨家挨户给他们讲道理，办培训班，恐怕也是禀性难移吧。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在这点上就见出了高下之分：最糟糕的是放纵自己，与民争利；稍好一点的会订立规则，用规章制度来限制人们的欲望；再高明一点的懂得教育大家，要节制欲望；更厉害的则是借着有利的形势而加以引导；最高层级的领导者则晓得“人欲即天理”，他们会顺从人们的欲望，并将之导向正确的方向。

勃发的人性从来是历史前行的原力。国家如此，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为何任正非就能洞悉人性密码，他葫芦里的灵丹妙药从何而来？ 

“一桶浆糊”

任正非如何看待自己？

他的自我评价是，“我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财务。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十八万员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努力冲锋。”

这个“浆糊”，表现为华为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而源于任正非的精神乳汁与思想养料。

其实，在这桶浆糊里，前文浓墨重彩书写的商鞅思想仅是其中一勺，并非主体。

那么，任正非的浆糊里到底是什么？我就此向多年近身观察华为的田涛先生请教过。田先生认为，如果非要对任正非的思想版图做个比例切分，大致可以说美国咨询公司的影响占5成，军队的思想占3成，其他的来源占2成。

在他看来，华为无异是一个微缩版的“美国”，它的文化与机制恰恰不是“中学为体”，而是完全西化的底色。源于美国的清教徒精神支撑起了华为奋斗文化的骨架，而这正是华为独具优势、遥遥领先的密码。

无论西东，任正非的学习力确是惊人。“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OB欧宝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欧剑锋说，任正非不是“学习”，他简直就是“血洗”。你的角度和思想他总能很快掌握，而且马上比你阐述得更为深刻。

任正非不拘一格，博采众长。他向美国学，向英国学，向日本学，向德国学，向清教徒学，向西点军校学，向IBM学，向微软、苹果、亚马逊学，向丰田、索尼学，向解放军学，向共产党学，向李小文学，向衡水中学学，向动物学，向植物学……

真是一桶浆糊！一桶融汇各家之所长的浆糊！

思想上的丰富多彩与行为上的极致专一，形成一个看似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任正非与华为。

而这“矛盾”里，正凝结着一个强者的核心特质与秘密。

经营者们，你的一桶“浆糊”，又是什么？